中国“城管”是何时出现的？《庄子》一书中提到，战国时代有“监市”，这监市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城管的雏形。
古代的城管队员叫法不少，或称“胥”，或称“卒”，还有称“市吏”“监市”等等。古代城管的身份比较复杂，既有军人城管，也有警察城管。当然更多的是行政人员来当城管，如汉唐时相当于现代首都所在城市市长的“京兆尹”，其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城管执法。
古代早期城管常由士兵充当。这是因为，城市的出现原本就是军事防御的需要，由军人把守。
如在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，朝廷便设有相当于现代街道城管队的“街道司”，并相应成立了由500名兵士组成的执法队伍，以保持开封的正常交通秩序和环境卫生。
明代的北京，由“五城兵马司”来承担现代城管局的大部分职能。《明史·职官志三》记载：“巡捕盗贼，疏理街道沟渠及囚犯、火禁之事。”
清代的北京，还专设了“督理街道衙门”，主要负责外城的街道管理、民房修建等，破坏公用设施、侵占下水道等不良行为，都是督理街道衙门的执法对象。
到了晚清，西方的一套城管制度被引入中国，由警察承担起了城管的工作。如中国历史上首个警察机构天津警察厅，除了负责当地社会治安外，管理市容市貌、交通、市场秩序等，都是其分内工作。
在古代，现代城管中的两大难题占道经营和违章搭建，同样十分突出，且历代不绝。古代城管也为此伤透脑筋，不得不经常发“处罚通知”。
在唐代的长安和洛阳，不少商户为了扩大经营面积，非要在门面（正铺）外多占一块（偏铺）。在李显（唐中宗）当皇帝时的景龙年间（707-710），朝廷不得不以敕令的形式，发布了一则当时的最高“城管通知”：两京市场上各行业，凡自有正铺者，不得在铺前再建造偏铺。
宋代称占道经营为“侵街”，为了防止侵街行为的发生，宋代城管想出了一个法子，在沿街要道旁立“表木”，标记出范围。这与现代街道画线一样，一旦超出就要被制止，当时的“城管队”会经常检查是否有人侵街。
在古代也存在“执法大检查”。如在北宋，宋真宗赵恒便曾下诏开封府，要求开封的“城管队”拆毁京城的违章建筑。其继任者宋仁宗赵祯，也曾作过同样的指示：限开封府在一月之内，将侵街的官邸民舍全部拆毁。
到明清，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，占道、违建更突出。在清末，天津警察厅便发布了《整顿路政办法四条》，其中两条是：马路街衢旁各商铺有安设风挡、占用边道者，应即一律拆退；铁铺、石铺、木器铺及洋广杂货等铺，在门前堆积什物材料，占用官路者，应即一律让出。
中国古人为城市管理想出了不少管理手段，其中，最值得为现代城管借鉴的是“城管立法”。
唐代在城管立法方面是颇为成熟的，为后世效仿。《唐律》规定：“距府十丈无市，商于舍外半丈，监市职治之”，即摆摊设点至少要远离政府办公地30多米，也不能离民房太近，要在1.5米以外，由监市负责督管。对占道经营有严厉的惩罚：“诸侵巷街阡陌者，杖七十；若种植垦食者，笞五十。各令复故。”挨打后，还要恢复原状。
《宋刑统》也有类似的规定，“侵巷街阡陌”条：“诸侵街巷阡陌者，杖七十。”对乱倒垃圾、影响环境卫生也有规定：“其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，杖六十。直出水者无罪。主司不禁与同罪。”把尿屎垃圾弄到街上，影响了公共卫生，不只当事人倒霉，连“城管队长”都跟着挨杖打。
明太祖朱元璋治国以狠著称，明朝的城管也不含糊。据《明会典》，在京城，“凡侵占道路，而起盖房屋，及为园圃者，杖六十，各令复旧”；对往街上丢垃圾、放污水的，“其穿墙而出污秽之物于街巷者，笞四十。出水者勿论。”
另外，明代对破坏公共设施、不按规定行车，以及在禁区内摆摊设点、取土作坯、随地大小便等行为，也一律“问罪”，涉事者要被强行戴上刑具，在街头示众一个月，即所谓“枷号一个月发落”。（倪方六/文）
编辑丨yanlin来源丨北京晚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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