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东北，当时东北爆发了大规模的下岗潮。
由齐溪饰演的女主丽娜，就是下岗职工之一。由于听人说去法国做保姆收入可观，她和老公在商量之后，决定借高利贷前往法国。
然而，来到巴黎后，丽娜傻眼了——
她举目无亲又语言不通，找工作四处碰壁，之前道听途说的月薪2000欧元根本不存在，费劲巴拉到最后，她不得不接受500欧元的月薪。
但即便如此，她的日子依然不好过，一边是雇主刻薄得要命，一边是丈夫一再催她赚钱，因为500欧元连还高利贷的利息都不够。
于是，丽娜只能继续寻找赚钱的机会。
结果可想而知，仍然是一无所获，屡屡受挫。
怎么办？回家？丽娜实在不甘心。
况且那一屁股的债，已经让一家三口陷入绝境。为了还债，老公不得不把房子租出去，带着儿子回老妈家住。
就这样，在一批同病相怜的东北老乡的撺掇下，丽娜开始了“站街”的生涯。
期间，她受过屈辱，也有过担忧。
但好的一方面是，总算赚到钱还上了高利贷，家里的房子也装修了。
老公还琢磨着开个店，等她回去当老板娘。
没过多久，家乡的丹丹听说丽娜在法国赚钱了，也借款赶了过来。
到了之后她才发现，原来丽娜变成了站街女。
丹丹挣扎了很久，后来豁出去也加入了这一行当。
但在一次受辱之后，她精神崩溃，两人最终一同返回了东北老家。
回家后的丽娜，一直隐瞒着自己做站街女的事。她本以为生活可以从此翻篇，彻底告别在法国发生的一切。
未曾想，丹丹在男友面前说了实话，男友大发雷霆，找到了丽娜的老公。
而对于绝大多数男人而言，这无异于“奇耻大辱”。老公内心崩溃，离开了家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在影片的最后，丹丹和男友卖了房子，打算去南方打工谋生。
丽娜则在一间破破烂烂的小屋里，见到了老公。
老公坚决不肯回家，丽娜表示——那我倒是可以过来。
看着煮面的老公，丽娜问他有蒜吗，而老公扭头示意了一下。
这是一场让人无语凝噎的和解。虽然影片就这样戛然而止，但无论承受过多少苦难，生活却总要继续下去。
看到这里，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，女人下海一定是因为拜金和虚荣吗？并不见得。
在丽娜这样的女人身上，导演想要表现的是底层灰暗残酷的人生，是阴云之下追求美好生活的渴望，也是为了家庭付出一切的隐忍和坚强。
可能有人会怀疑，电影毕竟是电影，现实不会这样——的确，现实比电影中还要残酷。
根据资料显示，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那轮下岗潮中，仅1998-2000年间，下岗职工就多达2137万人。
1999年，黄宏在春晚上悲壮地说道——咱工人要替国家想，我不下岗谁下岗。
那时候，刘欢有一首歌叫《从头再来》，唱的是“心若在梦就在，天地之间还有真爱，看成败人生豪迈，只不过是从头再来”。
然而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从头再来。
很多下岗工人年纪不小、家境贫寒、上有老下有小，也没有什么一技之长，下岗后只能从事低端服务业和苦脏累的体力活，辛苦地维持生计。
相比之下，下岗女工的出路就更加艰难。
《下海》的导演奥利维耶，是在街上偶然遇到这样的中国女性，在进行了长期调查后，找到王小帅做监制，才把这样一部影片拍了出来。
可能有人会反问，有那么多工作可以做，为什么要选择下海？还不是因为懒？
实际上，这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。在男性强权的主导下，女性的身体长期处于被物化、被剥削、被消费的状态，自古以来都被认为是可以交易的。
其次，像片中的丽娜一样，很多人下海也是为生活所逼。
不可否认，从事性交易，在单位时间内的金钱回报要优于很多工作。但代价也是巨大的，从业者需要承担的是看不见的身体成本、精神成本和道德成本。
对很多人来说，心理重建都几乎不可能。
这让我想起《榴莲飘飘》中的阿燕——同样是破败的历史大环境，同样是东北姑娘，同样是因为没有出路而下海，只不过地点换成了香港。
在那部影片中，阿燕在赚到钱的同时，曾经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纷纷走向破灭，只剩下百感交集的心碎与失落。
《榴莲飘飘》
当然，这部《下海》并非为“下海”洗白，只是想让人们在看待这个群体时，不要只有不分青红皂白的贬低。
没错，的确有的人是因为拜金、虚荣而选择下海；也有人由于被拐卖、逼迫，最后产生了路径依赖；还有人是为了找到生活的出口，为了承担对家庭的责任，为了自己心爱的家人。
比如，丽娜在巴黎遇到的那些站街的老乡，有的是为了赚钱供孩子读书，还有的是攒钱给孩子买房，每个人的原因都各不相同，背后都有难以言说的苦痛。
她们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客人，难以想象的耻辱。
丽娜刚入行不久时，就遭到了一次强暴，但她只能把苦楚一个人往肚子里咽。
然而当她回到家后，看到正在装修的门店，瞧见老公幸福的样子，她看了看被老公牵着的手，吞下了一切的苦果，感叹了一声——值了。
这一句“值了”里，是满满的隐忍和忍痛的牺牲，让人为之心疼。
所以在我看来，这部《下海》中表现的问题，远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。
像片中主角这样的“下海女”身上，承载了社会的污浊和时代的裂痕。在历史的碾压下，她们和我们一样在艰辛地活着，为自己的家庭和爱人奉献着光和热。
中国为数不多的性学家潘绥铭曾说，研究红灯区最大的危险是“被小姐爱上”。
为什么会这样说？因为没有人把她们当平等的人来对待，她们是被欺凌和俯视的对象。
他反复强调：性工作者也是人，对她们进行的研究，也必须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。
因为每一个人，都是不同的个体——当你不了解她们背后的艰难与牺牲时，便不能因为群体的标签，直接对其冠以污名，或是摆出一种高高在上的怜悯姿态。
她们也和你我一样，有着喜怒哀乐和真情实感，在时代的大潮下挣扎存活；也许她们对家人的付出与爱，并不比我们更少。
就像片名Bitter Flowers（苦涩的花朵）所指的那样，这是一个平实却苦涩的故事——如果有更多选择，谁不想有尊严地活着呢？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